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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穹之下 表象之上

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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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2019-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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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画作品展现场

“高于”生活的艺术,不是生活的直接、直观、直白的反映;不是简单的“传移摹写”;不是“直译”;不是借助影像图片的拼接游戏,甚至技术拷贝后的添加。写实性、再现性艺术无疑可以充分借助摄影图像、数字影像等科技手段,但需要把握界限而不是取代、取巧,那种一眼便可以辨识的摄影术翻版的作品,只能对艺术创作产生负面的损害,导致作者造型能力和结构作品的设计能力的退化与丧失,而坠入“无我”之境,弱化艺术家个性、语言特点,甚至引发美术创作中造型形式、语言单一化倾向的泛滥。

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荟萃了各地中青年艺术家的新作品和5年来各画种的优秀作品,涌现出一大批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好作品。这届美展作品的整体质量和平均水平又有新的提高,令人欣喜振奋。

近年来,现实主义艺术创作中需要关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艺术与形式的对应关系,或者说作品的形式问题。“苍穹”意指超越一般现实的、当下的、眼前的或古代的指认,拓展为广义的“天下”,是“天地人”“人民”“人类”能够认知的世界以及个体与世界的对应关系。

一切的艺术,离不开赖以表达主题内容、情感和审美对象的形式,或者不妨说,艺术就是形式,以凝固瞬间造型图式的视觉艺术尤其如此。思想内容、情感与审美对象经由精心设计的形式使主题获得不同程度的提升,因形式而成其为艺术,或者说服务于内容。

形式是艺术诸要素中的重要元素,离开了精妙的形式,便丧失了艺术的魅力。形式创意设计的优劣巧拙,直接关乎艺术的高下与质量。艺术作品的主题内容无疑重要,但是如若没有相应的形式与之匹配,主题内容难免失之浅白空泛;离开了精湛的艺术形式,纵使再精深的思想内容与创意也将无从彰显,形式理当成为艺术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苍穹之下,艺术来源于生活,在现实之中,一切关于人的思想行为和活动,一切关乎艺术的创意、想象、记录、表现活动都不能,也无法超越现实生活。生活是艺术的不二源泉。尽管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可以依凭彼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探求甚至穷尽一切可能的艺术形式,他们也不能超越人类思考、思想、思维的范畴和历史与时代的局限。因此,任何形式的写实、写意,再现、表现,具象、抽象的艺术创作都是现实世界中艺术家按照各自的生活经验与审美理念,通过抽象思维、创意想象而进入创作获取的成果。艺术作品中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差异都只因作者个体、个性及其能动性发挥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充其量是特异作者强化了作品的特异。即使是常人心目中的天堂、地狱,甚至是外星生物,在他们笔下也是依据现实世界加以想象延伸,依凭人类既有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法则设计诠释的“不同世界”,而无法超越现实生活、超越世界、超越苍穹。

常识告诉我们,生活不等于艺术,生活是引导创作思维、思想的原发点,是激发想象力的源起。生活为艺术提供了可资发挥的素材,生活中的人和事物是艺术作品中情感的对应要素,是作品意义升华的起始点。生活提供并给予艺术内容的多样性,生活也激活并丰富了艺术家的想象力与才情。不同时代的生活造就的艺术甚至为人类文化、历史留下了无可复制而又意义深远的文明印记和时空刻痕。生活借助艺术品质获得提升,内涵被赋予价值;而艺术借助生活充实了思想感情,丰富了形式元素;生活与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艺术彼此间水乳交融的关系,超乎了我们既有的想象。

生活乃艺术之母的规律,对广义的艺术活动具有普适意义,而对于现实主义纪实、写实、再现性、描述性艺术创作而言,更具针对性。实践表明,对于生活的关注与了解的深度,直接影响作品的深入性、生动性、深刻性。因此,艺术家自觉主动地走进生活、深入生活、扎根生活,细致地观察生活,积累经验,成为艺术创作获取灵感的首要环节。不光是艺术家人到、身到、心到,还需要在“感受”生活的基础上达到“了解”“理解”生活,甚至还需要相应的时间与经验的积累。艺术家不以局外人的眼光观察他者,而是以平等的身份、平实的心态、平视的眼光,将自身沉下去,做“局内人”,理解是为了真正懂生活。艺术创作是透过生活的表象,判断感悟生活的真相与真谛,并从中感受、发现积极向上的涓滴光亮和真善美,进而发掘、发挥、放大这种内质意义并赋予作者审美的感情色彩,引发创作灵感,撷选创作素材,萃取艺术表现的切入点,再进一步形成虚幻的艺术心象,加以反复酝酿、设计、创意叠加而逐渐清晰为作品意象,即艺术化图像,最后通过造型、形式和技术语言将之物化为作品实体。这个过程因人而异,是规律但非定法。生活中虽然有激动人心的瞬间,也有美好的灵光闪现,但更多的是平凡、平实、平庸的生活,要从平凡中见出不凡,从平实中获取充实;既是将普通生活点石成金提升到艺术创作的高度,也是化平庸为神奇的“高于”过程,这无疑是一门需要不断修炼的学问。

“高于”生活的艺术,不是生活的直接、直观、直白的反映;不是简单的“传移摹写”;不是“直译”;不是借助影像图片的拼接游戏,甚至技术拷贝后的添加。写实性、再现性艺术无疑可以充分借助摄影图像、数字影像等科技手段,但需要把握界限而不是取代、取巧,那种一眼便可以辨识的摄影术翻版的作品,只能对艺术创作产生负面的损害,导致作者造型能力和结构作品的设计能力的退化与丧失,而坠入“无我”之境,弱化艺术家个性、语言特点,甚至引发美术创作中造型形式、语言单一化倾向的泛滥。

举凡优秀的艺术经典,无不是基于生活之上的更典型、更具代表性、更富表现意义的作品。这三个“更”,实质是“艺术”以及艺术的功能与价值,“更”的过程,也就是成“金”、成为“神奇”的过程。而所谓“艺术”的功能与价值,就是艺术家禀赋、知识、学养、人格精神、审美品质,包括技能对生活、对作品的增加值。真正优秀的艺术,一定是“有我”之境的艺术。这个“我”,就是艺术家的独特思想、理念、审美价值和技术风格特色的综合呈现。艺术创作中的“无我”之境,更多的是指过程中的“忘我”与“融入”。艺术创作必须走出并避免简单的“直译”生活,而力求“翻译”生活,这个“翻”字,集中体现了现实主义写实性、再现性、描绘性艺术的意义所在,即脱离了描摹表象的“写实”阶段,向着更高阶段的“写实”——表现内质、本质、实质的转换与提升。

通常,我们将在改造记忆表象的基础上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活动称之为“想象”;将按照对事物的客观描述在头脑中的构成形象称之为“再造想象”,又将新形象的独立创造称之为“创造想象”,并将这三者的能力统称为“想象力”。在创作实际过程中,艺术家一旦确定要表达的主题内容、题材素材、对象景物……无论是复杂至宏大叙事式的历史绘画,还是小至寥寥数笔的抽象艺术小品,仅仅满足于熟练精湛的技艺、一挥而就的表现,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丰富作品的内涵意蕴,甚至超越物象提示并赋予更为独特的隐喻、象征、比兴意义,充分发挥作者的想象力,是令作品超越一般意义的重要环节。艺术家需要穷其智慧展开联想,尽可能赋予表现题材、物象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更为深邃的哲理、更为生动的形象、更为丰富的细节、更能打动人心的情节、更具观赏性的形与色的艺术增值空间。活跃的想象思维帮助艺术家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天高地阔独与往来;那些灵感的触发与闪现,那些突发奇想的神来之意,可能使作者既定的构思、构图豁然幻化开去,别开生面。心象与图像互为转化迭变,一如流泉,峰回路转;亦如布弈,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柳暗花明,跃上层楼;又似六月降雪、冬日响雷那样出其不意,令作品光彩毕现。

想象,需要丰富的学识、经历、修养和宽广的视野。而想象力则需要通过大量创作实践的培育和磨炼造就,缺乏想象力的作品难免单薄浅显,易于洞穿而缺少回味。

如果说想象力对于作品的意义是某种开拓、延伸,是丰富是增值的话,那么创新、创造则更多表现在既有基础上的变异、改进、添加与再造。从观念、理念,从最初的创意冲动开始,可能是推倒重来、重构,也可能是另辟蹊径、悖逆旧有的方式。既可以是形式的、材料的、语言图式的、造型手法的,甚至是视觉感官呈现方式上的突围、突破、突进。创新与创造使同一主题内容的艺术处理具有更多样的表现、表达、表述方式,因此具有超越性、超验性和未知的特性。想象力与创造力在作品中的价值,是艺术家体现才华的重要表征。

就艺术家和作品而言,是以两种不同的类型推动艺术历史的发展变化。一类是思想成熟、学养深厚、基础全面、技艺卓绝而超越前人的艺术家和作品,这是对传统艺术的进一步开掘精进和提高进步。另一类是思想独立、观念独到、形式风格语言独特,既具破坏性又具开创性和远见卓识的艺术家和作品,这是对新艺术开宗立派的创新独造。前者通常顺应历史潮流、社会审美风尚,以精妙纯熟的艺术易于为大众喜爱拥戴,后者则拂逆传统方式、颠覆传统理念,敢于破立,独树一帜而招致曲解谤言缠身、不为时人认同理解。而大智慧者皆思想超前,孑然独行,这注定了创新成功的价值与探索失败的风险意义同在。社会的进步、艺术的发展需要这两种类型的艺术家和作品,他们都可能对人类文明和艺术历史作出了不起的贡献。

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无论是源于生活原型,优于艺术想象,精于艺术制作,还是止于作品表与里、内外交界的层级环节,无不是接受更深层次——心灵的驱使。艺术是人的情感、理想和审美取向的折射。艺术展现的虽然是直观的形式构成、造型色彩、技术风格和图像的人、景、物,但其表达的却是内在的关于作者心灵与精神、思想的潜台词,而不是简单地从现象到图像的过程。简约到仅是一片灿烂色彩的交混或几根线条组成韵律的画作,也可能是一幅悦目的作品,但其更多引发的是关于视知觉审美的愉悦和感觉的舒适。而一件隐含或充溢着作者丰富情感、理想愿望的作品,给予读者观众的则是与欣喜一同带给你的启示、感悟和联想,这是任何杰作都不可或缺的作品内质、精神力量,以及艺术的魅力。作者和艺术家有没有、有什么样的心灵境界、人格品质、思想深度、审美品位,都将真切地渗透进或呈现在作品之中,并且主宰作品创作的全过程。

当然,并不是只要表现了真实、美好、喜悦,或者高大上内容的作品就能体现作者心灵的高尚,也不是美化、赞颂或者刻意夸饰的艺术就能反映作者的道德品质与才华,相反,那些真诚地关注现实生活中人类共同遭遇的问题与困难,以良知善意和负责任的态度去揭示真相、批评丑恶、警示社会与人心,同样能获得振聋发聩的艺术效应,这都是艺术家心灵与精神力量隐藏在作品中的价值所在。

历史上那些杰出的艺术家在其侍奉艺术的人生经历中,当一切创作要素皆备之时,无一不是心灵给了他们思想的勇气,内心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情怀使他们以仁爱之心,精神的力量驱使他们竭尽全力地用艺术语言述说思想。

当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汹涌而至之时,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能源、智能制造、机器人等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带来的新的社会、人文、科技时空,尤其是虚拟时空大大拓展了传统意义上时间空间的概念。当新技术进一步深度整合、激荡,不断激发产生新的认识、思维模式,改变、重塑既有的现实生活与世界将成为必然趋势。与昨天相比,今天的艺术发展显现出不同既往的大众化、消费化、信息化、媒介化与个人化的倾向,普通人介入、参与艺术创作、审美观赏、娱乐消费的方式与机会陡然增加,越来越广泛普及便利,“人人可以成为艺术家”将成现实。未来艺术何如?今天的艺术家也许不能或难以预测未来的发展变化,尽管新技术革命引发的浪潮终将席卷人类世界,艺术仍将保有它的终极底线——对于人、人的价值和人们生活的时代与表达方式的尊重与关怀。

(作者冯远 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责任编辑:杨凡、徐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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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法:理论与实践的现实课题

中国文化报 2019-12-02

让莫高窟文化动起来活起来(文化脉动)

游客在参观甘肃敦煌莫高窟。 王斌银摄(人民视觉)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在石窟。 孙志军摄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了解莫高窟历史沿革和文物保护情况时强调,要十分珍惜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坚持保护优先的理念,加强石窟建筑、彩绘、壁画的保护,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保护水平,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代代相传。 敦煌研究院在文化遗产保护、价值挖掘、旅游开放、文化传播等方面作出巨大贡献,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典范。 莫高窟的保护是第一位的 一座球状和线条混搭的建筑拔地而起,黄色的外貌和周围的戈壁浑然一体,这便是观众到敦煌莫高窟的第一站——数字展示中心。观众在这里观赏《千年莫高》《梦幻佛宫》两部高清电影,然后再实地参观莫高窟。从2014年开始,敦煌莫高窟实行旅游新模式——“单日总量控制、线上预约购票、数字洞窟展示、实体洞窟参观”,大幅提升了游客参观体验,有效缓解了莫高窟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为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旅游开放探索了宝贵经验。 “瑞像九寻惊巨塑,飞天万态现秋毫。”敦煌研究院在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价值挖掘、旅游开放、文化传播等社会职能,服务好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世界遗产委员会将莫高窟经验作为典型案例,向各国世界遗产地传播,并评价为“树立了一个极具意义的典范形象”。 “文化遗产保护是第一位的。”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说,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敦煌莫高窟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迎来了事业发展的春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敦煌研究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传承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秉承“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总方针,把莫高窟保护放在第一位。莫高窟与许多文化遗产一样,既有珍贵稀有的价值,又有脆弱易损的特点,一旦破坏,不可再生,将永远消失,所以保护必须是第一位的。 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石窟的保护是关键。石窟安全保卫从最初单一的防护措施逐步发展到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综合防范体系;探索出了一套科学的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程序和规范,广泛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修复;构建了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对影响文物本体、遗址载体、洞窟微环境、石窟大环境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实施科学监测,初步建立了基于风险理论的预防性保护体系。 目前,敦煌研究院在过去看守保护、抢险加固保护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努力和探索实践,基本建成了以文物安全、科技保护和科学管理为基础,以安全保卫、抢救性保护、预防性保护为手段,以专项法规、保护规划、数字保护为主要内容的综合保护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敦煌研究院始终将学术研究作为事业发展的核心,不断完善敦煌学学术研究体系和学科体系建设,持续引领敦煌石窟研究的发展方向。 让敦煌文化艺术走出洞窟“活”起来 近日,敦煌研究院与故宫博物院签约,携手推进“文物+数字化+互联网”多领域的深度融合;此外,敦煌研究院还同时与武威市政府、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签约,携手发展,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让文物活起来,敦煌研究院是国内文博界的引领者和实践者。上世纪90年代初,敦煌研究院率先在国内文博界开展文物数字化工作,经过近30年的不断实践,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敦煌壁画数字化工作规范,制定了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完成了敦煌石窟211个洞窟的数据采集,130多个洞窟的图像处理、三维扫描和虚拟漫游节目制作,43身彩塑和2处大遗址三维重建;先后上线中英文版本的“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了敦煌石窟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的全球共享。截至目前,“数字敦煌”资源网的全球访问量已超过700万人次。 此外,敦煌研究院制定了《敦煌研究院“十三五”文化创意事业产业发展规划》,成立了文化创意研究中心,持续深化与腾讯等在AR/VR、云计算、智慧旅游、游戏、动漫、音乐、文创等模块的合作,持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数字化科研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让敦煌文化融入大众生活。 樊锦诗说,敦煌研究院运用敦煌石窟数字图像资源,通过数字敦煌网站中英文版上线,使全球可以在线共享30个洞窟高清图像;敦煌研究院还在国内外举办各类敦煌艺术展览,让敦煌壁画艺术精品走进学校、走近大众,此外还运用新媒体平台讲好“敦煌故事”,使敦煌文化艺术走出洞窟“活”起来。 坚定文化自信,美好的前景正在展开 讲述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历史文化和以樊锦诗为代表的敦煌人的故事,沪剧《敦煌女儿》近日在兰州、敦煌和西安展开巡演。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说,从2011年看到樊锦诗院长的报道萌发念头,到历经创作的瓶颈和挫折,该剧创作历经了8年时间。如今《敦煌女儿》首演至今15个月,已经演出近60场。“一代代敦煌学者对文化的自信和坚守,支持着我们走到现在。”茅善玉说。 “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这16字是2014年时任院长的樊锦诗在敦煌研究院建院70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来的。这是由几代莫高人在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的实践中共同创造的,是在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孕育发展、凝练形成的。目前,在敦煌研究院职工中,博士学位28人、硕士学位75人、大学本科学历234人,本科以上学历人数占全院在编职工总数的83.2%。敦煌研究院是世界的、是开放的,在这里,处处能够感受到蓬勃的朝气和国际视野。 展望未来,美好的前景正在展开。敦煌研究院先后与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法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家机构以及国内40多家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持续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全方位探索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问题,培养了一大批壁画及土遗址保护专业人才;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敦煌研究院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与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富汗等中亚国家达成合作意向,将敦煌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成套技术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应用。樊锦诗说,今后,敦煌研究院将继续加大对文物保护的科技攻关力度;更加深入地挖掘、研究敦煌文化艺术价值,使其达到更大化;探索更加多样的传播方法和形式,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新贡献。[详细]
人民日报 2019-10-07

何多苓:现在看《春风已经苏醒》还是好画

1948年出生的何多苓,是一位几乎与新中国同龄的艺术家。从1980年代的代表作《春风已经苏醒》直到如今蕴含追求中国传统写意精神的油画,他的艺术创作应时而变,也自成趣味,始终着眼于抒情的具有诗意的艺术探索。“澎湃新闻·艺术评论”近日专访了何多苓,谈及艺术家眼中新中国建立七十年的艺术变迁,和其自身艺术生涯与时代的关系。 现在的何多苓大多的时间都在成都郊区他自己设计的院子里,安静地喝茶、赏花、画画,写生。他坦言,对自然之美是在知青下乡时充分感受到的。他对澎湃新闻说:“从1990年代开始我看中国画远比油画要多,但我没有想自己要去画中国画。去年,我看了《春风已经苏醒》,觉得还是一幅好画。放到当时是好画,放到现在,还是好画。” 何多苓:现在看《春风已经苏醒》还是好画 何多苓 1977年,29岁的何多苓参加了高考,进入四川美术学院学习。在那里,他和罗中立、张晓刚等人,成为了同班同学。1980年代,“伤痕美术”轰动一时,何多苓也被归纳为其中一员,其作品《春风已经苏醒》呈现了坚实而全面的造型功底,落笔之处,人物、景象充满生命活力。 从“伤痕美术”到如今蕴含传统中国画韵味的花卉、肖像等作品,何多苓的艺术状态一直在变,但始终着眼于具有诗意的艺术探索。 少年时代,文学与自然的滋养 澎湃新闻:可否谈谈您少年时代的故事,作为和新中国的同龄人,您的少年时代是如何与艺术结缘的? 何多苓:我很小的时候就画画,而且我觉得一开始就画得比较成熟。我没有画过一般的儿童画。七岁的时候,我母亲给我出了个题目,让我到《小朋友》杂志投稿,最后入选刊登出来。我当时画了一个汽车,看上去有透视,不是一般小孩画的那种平行的,四个并排的轮子。我一开始画就是透视,那会儿没有任何人教我,我也不知道怎么悟到这一点,所以可能我天生比较喜欢画画吧。 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个比我年长一点的朋友考了川美附中,他本来也想建议我考,但我父母也不同意,觉得中学开始学画,文化课可能就跟不上,就让我上普高。 虽然当时发表过作品,还参加过一个国际比赛得奖,但我母亲没有让我在绘画方面去发展。他们也非常忙,没空来管,这和现在父母注意子女特长方面的发展不同。其实他们当时注意一点的话,我会很早就往这方面发展了。所以我也玩别的去了,就一般的男孩子玩的东西,一帮小孩儿平时都在一起。那时候,我也比较喜欢看一些科学方面的杂志,是自发的,因为我父母也不是学这个的,我父亲是学财经的,财经方面的专家。后来,我做收音机,做飞机模型,整个中学都没画画。 何多苓:现在看《春风已经苏醒》还是好画 何多苓与家人合影 “文革”停课了,我就有时候画点插图。当时比较喜欢看一些苏联儿童文学,画一些儿童文学插图,像《格林童话》、《俄罗斯民间故事》等。那会儿的书纸张很差,但是插图都很精美,受其影响,我开始画插图,但还是没有正规学。那时已经有朋友开始正规学了。 1969年下乡了。下乡时候我也画画,我下乡在彝族地区,就去画了一些彝族人的记忆速写。并非当场速写,而是看了后回家画。画幅很小,用铅笔画的。一直到73年,我被成都师范学校招进去,那里正好有一个美术班,我才报了名,开始学画。 何多苓:现在看《春风已经苏醒》还是好画 何多苓在四川凉山插队 何多苓:现在看《春风已经苏醒》还是好画 何多苓《彝族人》1970 澎湃新闻:进入美术班以后直至进川美,其间您大概学习了多久? 何多苓:学只学了一年,后来是工作。但我一直在画画,基本上是全身心画画。后来1977年考的川美。 澎湃新闻:下乡时,除了写生,据说您还看了许多画册。当时有受谁的影响吗? 何多苓:我下乡的时候,朋友朱成比我大一点,他搜集了很多印刷品,撕下来一页页的图片,都是西方的,俄罗斯的。还有几本是从抄家的物品里偷来的,很可贵,可惜现在都没有了。我记得有英国皇家学院的藏画,十几大本,全是黑白的,印刷很精美。那个对我的启蒙影响太大了。 何多苓:现在看《春风已经苏醒》还是好画 知青时代的何多苓(右一) 澎湃新闻:当时您有照着上面的图片画吗?有倾向于选择某一类型的作品吗? 何多苓: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一些带文学性的,比较抒情的东西。那会儿我还喜欢唱一些苏联歌曲,把苏联歌曲内容画成插图。 澎湃新闻:您画的《带阁楼的房子》特别精美,这应该也跟您下乡有些关系。 何多苓:下乡的时候看了很多文学作品,契诃夫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带阁楼的房子》是我最喜欢的一篇小说,就想一定要把它画成画。当时就是进入那种感觉,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画了一批。在那之前和那之后都不可能再画那种东西了。 何多苓:现在看《春风已经苏醒》还是好画 何多苓《带阁楼的房子》 澎湃新闻:画《带阁楼的房子》时,有没有参考苏联文学上的插图作品? 何多苓:有,但不是插画师。我以前受俄罗斯文学,以及俄罗斯的一些画家的影响。《带阁楼的房子》里,人物基本上是谢洛夫人物风格,风景是用的列维坦。但还是有一些靠发挥想象。 澎湃新闻:那时候,文学给您的滋养很重。 何多苓:我觉得是人生观和对大自然和美的认识。这个对我很重要。虽然那会我没有认真画画,但是我对那个所处地方的观察和体验完全是审美的,而不是从生活上的。如果从生活上体验,那就非常艰苦了。还是从人和自然这方面去体验的。 何多苓:现在看《春风已经苏醒》还是好画 年轻时的何多苓在作画 澎湃新闻:您年少时,中国的美术环境是怎么样的?您觉得新中国建立后的艺术环境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您又是如何看待这几十年的变迁? 何多苓:“文革”以前,我们年龄都很小,虽然小,却什么都知道。我现在能找到的画里边,包括一张1958年的大炼钢铁,当时的一些全民性的运动,因为我们家附近就在搞这个。我就画下来,很可贵的一个记录。关于时代的印记,可能就这么一点儿吧。 然后下乡画一些彝族的生活场景,凭记忆画的。虽然我没有刻画过跟我有关的真实生活,但影响肯定是有的。当时艺术环境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那会儿的画画都是讲政治,所有的画都必须服从政治宣传。记得我当时看的国画里,山水画里一定要加一面红旗,或者加一个火车,几个烟囱,又或者加一个高压线塔,那是时代印记。 何多苓:现在看《春风已经苏醒》还是好画 何多苓《大炼钢铁》1958年 1970年代学画以后,工作了也是教美术。当时是没有其他的渠道的,只有官方的展览,还有美协。美协是官方机构,代表官方和群众美术的纽带。70年代,他们就是经常办一些阶级教育展览活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展览,一些导向性的展览,都是一些命题画。题目是定了的,画面色调、情调、气氛都是固定的,就看你怎么画了。当时不管年纪大的,年轻的都是画这些,只是大家比谁画得好而已。我也是在那个时候看到陈逸飞、陈丹青的画作,觉得他们画的很好。 我当时崇拜的一个画家叫何孔德,在部队里的,当时是很多人的偶像。他是亲临战场去作为随军的画家,画朝鲜战争。虽然是规定动作,但是他画出了个性,对他笔下的人物是有一种人文关怀的,在当时非常难得。 何多苓:现在看《春风已经苏醒》还是好画 何多苓(右一)与川美同学合影 何多苓:现在看《春风已经苏醒》还是好画 何多苓与唐雯、冯晓云在街头,1979年。 后来1977年考上美院,随后改革开放,中国的一个巨大的变革就开始了。考上美院是我这辈子没有想到的。因为当时的年龄上限是30岁,我29岁,差一岁。如果没考美院,可能就没有走这条路。然后,在学校里接受了专业训练,第二年就恢复了画人体,这在原来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快到我们毕业那一年,第二届全国美展和第一届全国青年美展就开始了,学校号召学生都来画作品参展,号召题材一定要解放思想,放开画。时代应运而生。 我当时要毕业了,画的是《春风已经苏醒》。我的画一开始就没有太多的政治背景,回避了这些东西。因为我是对文学性和抒情性感兴趣的。所以我觉得我还不能被称为“伤痕艺术”画家,作品还是比较偏个人和自然的感受。我对社会性的一方面,至少在艺术这块,不是特别关注。 何多苓:现在看《春风已经苏醒》还是好画 何多苓《春风已经苏醒》 八十年代后,新潮美术与当代艺术生态 澎湃新闻:您是如何看待80年代的,包括“八五新潮”开始,当代艺术被引入了国内? 何多苓:那个时代,四川美院很出风头。中国新潮美术的第一拨浪潮,就是在四川美院掀起的。其实现在看来,应该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是很有里程碑意义的。在中国,艺术第一次接触到民间,接触到人间疾苦,大概时代背景,跟文学是合拍的。1980年代开始,《伤痕》小说风行一时,然后伤痕艺术应运而生。虽然现在可能没太多的评论提到这个问题,但我觉得实际上中国的新潮美术不光是从“八五新潮”开始,应该是从1982年左右的四川美院开始,就是中国的新潮美术。因为第一次把整个美术扩展到整个真实的生活,现实的生活。虽然不是在画法上的突破,但在题材上、思想上有很大地突破。在那之后,才是“八五新潮”。 我个人而言,可能是下乡时形成的天性,跟群体和跟运动是保持一种疏离状态。人可以是朋友,但我不一定加入他们。所以我就是一个旁观者。我一直画我自己的画,可能跟他们也没什么关系。 澎湃新闻:作为一个旁观者,您如何看 “八五新潮”? 何多苓:“八五新潮”很重要,当时中国跟西方当代艺术接轨了,不管从风格上、图式上、流派上,还有交流上的。当时西方一些主流的艺术话语体系,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当代艺术。注意到中国也是有当代艺术的。“八五新潮”很快进入“波普”运动,这种风格因为从美国兴起的,在西方一直是主流。所以这是他们看得懂的政治符号。艺术开始使用一些图示化的语言,不像以前都是写实的,而是完全图式化的语言,诠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都是一些很里程碑式的创作,在中国美术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虽然我自己没有去介入,但客观来看,确实非常重要。所以从“八五新潮”,中国艺术就正式跟西方当代艺术接轨,我们大概用了几年就翻过了西方一百年历史,感觉追上了,经历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当然其中肯定是良莠不齐,有很多粗糙的东西。但这个一切都是正常的。这仅仅是在1980年代,1990年代只是一个余波了我觉得。 何多苓:现在看《春风已经苏醒》还是好画 何多苓《青春》 澎湃新闻: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代美术馆更多了,展览更多了,艺术画廊也更多了,从某些方面来说和西方更接近了,但有些作品依旧是在模仿西方艺术……您是如何看待当下的艺术生态的? 何多苓:我觉得模仿也是很必要的,我们都模仿过。每个人选一些自己的画家。画画是个技术活,技术上模仿。在图示上,比方说超级现实主义、波普,这些都是西方原创的,我们都可以说是模仿。模仿后,它已经是使用了中国文化符号了,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国的。 刚才提到了1990年代。那时艺术市场在中国建立起来了,中国整个经济开始市场化,有了画廊、拍卖体系,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链。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和西方接轨了。这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画家第一次是可以靠绘画生活,使绘画作品成为商品。这是原来我们学画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过的。我们那时候没有艺术市场,甚至不知道艺术品可以成为商品。 何多苓:现在看《春风已经苏醒》还是好画 何多苓《阿赫玛托娃-忧伤》布面油画2016年 澎湃新闻:您在1990年代之前从来没有出售过作品吗? 何多苓:接近1990年代时候才开始有出售,是藏家来私下找我买。1990年代初。那会儿开始卖画,但是没有系统接触过。藏家都是直接找画家,跑到画家家里看,直接拿画。现在,正常体系应该是画家被画廊代理,或者办展览,然后被藏家买去,再进入二次市场拍卖会。 我们学画的时候,全班那么多人,大家都是对画画有很大的兴趣,希望毕业后能够成为一个美术工作者,可以靠画画找一份相关的工作,靠工资生活。兴趣是画画。我记得1985年,我第一次去美国还特别不适应,不适应这种艺术市场化,觉得艺术怎么变得那么商品化,当时甚至还有点瞧不上那样。后来随着国家的发展,就觉得都正常了。所以1990年代,中国的整个艺术体系都是进入正常的发展,并行不悖的,多元化的一种发展。 澎湃新闻:但是如今,展览中架上绘画的比例似乎在逐步缩小。 何多苓:这是2000年后的一个特点,多媒体艺术正式进入艺术的领域,而且逐渐占领了一个大的领域。首先,它突破了绘画的原有模式和很多限制,把艺术领域拓宽了,引入技术,引入电脑,电视,电影这些媒介。这比起架上绘画来说,是很炫目的,并且更容易跟公众交流,大量的艺术家也投身于此。其实这个在西方就是这样的,也是一个在当代世界主要的潮流。所以绘画一下就成了传统的,甚至变成可有可无,而且可能被很多人预言一定要灭亡的一个种类了。这也充分体现了多元化,体现了当下的技术手段跟艺术合流的一种状态,这是一个世界潮流,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些现象。 追溯历史来说,在发明了照相技术以后,肖像画其实就可以不存在了,对吧?拍个照片比你画很久都更像。后来电影、电视有了之后,作为记录事件性绘画,就没必要有了,电视电影照片都可以代替它,而且表现得更好。这样来看,绘画很快就在中间分化了很多,不再是绘画了,而且可以广义地称为艺术。很快,这个艺术变得没有门槛,没有标准。 何多苓:现在看《春风已经苏醒》还是好画 何多苓《闻莺》布面油画2012年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当下的新媒体作品?很多人认为一些当代艺术追求形式,而缺少一些思考。 何多苓:这要从几方面来看。我觉得形式本身就是一种思考。形式和技术手段就是一些艺术家思考的结果。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传统绘画就是这样的,文人画就是把内容跟形式高度结合起来了,和思想高度结合。所以作为艺术来说,这个是允许它存在。同时,也有很直接的体现社会的艺术,这在西方很流行。很多画家都是直接体现社会生活,一些尖锐的当下的问题,在艺术中加以表现,用艺术的各种媒介来反映。 这是都可以的,没有是非在里面。 回顾与展望,糅合中国文化特质 澎湃新闻: 从《杂花》系列,人物肖像系列等,都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画的影子。可否说您近些年来在从油画回归到中国画? 何多苓:我一直在看中国画,从1990年代就开始了,这比我看油画远远要多。但我没有想自己要去画中国画,就是把这个中国画的很多东西逐渐地吸收到自己的油画里边来。因为我还是喜欢油画。开始是引入一点中国的文化符号,引入它的一些表面的肌理。 2012年以后,我就开始把中国画的一些用笔,一些山的皴法,树的勾勒运用进去。这些跟当年学的传统油画不太一样了。油画是块面为主的,堆起来的,最亮的部分是最厚的。我的画面相反,最亮的部分是最薄的。这就是留白,是中国画里来的,这一点跟传统油画差别很大。 澎湃新闻:从个人状态来说,您给人的感觉是很安逸,而不是很强调进入市场了。这是否可以说您的艺术状态发生了变化,变得安逸了。 何多苓:我现在可能更超脱。年龄大了,我觉得画什么都可以。天气合适,花多的时候就画花,天比较热,我就在屋里画肖像,而且很随意,很轻松来画。 画肖像还是我的绘画的一个主要题材,画几十年了。摆了这么多画在那儿,有时候你还是会去观察它的一些阶段性的区别,然后从中看出很多你需要去做的事情。时间的积累,经验的积累,个人的观察,体验和认知能力的一些改变,让我看到自己画的时候,比以前更清晰地知道应该做什么。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市场,我觉得很好的一件事情,但对我来说不是太重要了,因为我也没有太多的需求了。 何多苓:现在看《春风已经苏醒》还是好画 何多苓《杂花写生No.3-夏》布面油画2013年 澎湃新闻:“伤痕美术”那个时段是您成名的时段,对于您来说,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作品意味着什么? 何多苓:去年,我看了《春风已经苏醒》了,就觉得还是一幅好画。放到当时是好画,放到现在,还算好画。 当时那张画画出了色调。因为当时我们学院的其他画都不画色调,只是颜色。这是比较技术性的,从当时的角度看是一个优点。现在看,这个色调还成立,而且画面密度,复杂性都很大。当时下了很大功夫,但方法很笨,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包括后来《带阁楼的房子》这些。挺好。我觉得我个人一些作为阶段性、里程碑的符号的一些作品,现在看还是挺好。 有人看到我去年的个展时说,“我还是喜欢你80年代的画”。那也对,反正都是我画的。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现在的画。现在这个阶段更自由。 澎湃新闻:您对于青春是否有一种迷恋?从您的作品中,无论是《杂花写生》,还是年轻女性,似乎都在捕捉一种短暂的青春气息。 何多苓:这是后来了。我1980年代的画, 还是比较沉重的,因为那个时代大家都是这样。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人生观的一些变化。我画的年轻女孩居多,很多年轻女性愿意被画,这也是一个客观的原因。我倒不是刻意追求,但看起来确实好像画的很轻,比较漂浮一点,虚无一点。 我觉得这个恰恰是人生的比较成熟阶段的体现。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更多是达观的,比较超脱的态度去对待,所以不再去追求苍凉,力度那些。这对我个人还是一个变化,不能说是进化,但至少是变化。 澎湃新闻:未来会有什么样的绘画计划? 何多苓:长期的计划还是有,主要是想画得更好,更自由,更体现中国画家,以及中国文化的一些特质。比如说今年在画的时候,觉得画到某种程度就点到为止反而更好,用减法。这个可能是阶段性的一些思考。[详细]
澎湃新闻 2019-10-07

项先尧:新中国曾有两个科教片高峰期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邀请了几位在各自领域早有建树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大都出生于1948年至1955年之间,请他们聊聊自己与新中国一同成长的经历。[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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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英雄路 姑苏启宏图——民族英雄林则徐与苏州特展

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虎门销烟180周年。今年6月26日是第32个国际禁毒日。 180年前的中国,正处于清王朝统治的后期,距离康乾盛世的荣光尚未为远,清朝从上至下普遍仍沉迷于“天朝上国”的幻梦中,并未认识到国运正日渐衰微。与此同时,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已经藉着鸦片的泛滥,腐坏国计民生。当时,清朝能臣林则徐在苏州为官期间,亲见鸦片的危害,开始力主禁烟并不断上书疾呼,逐渐形成其禁烟思想,虎门销烟成为他禁烟行动的最高点,向世界传递出中华民族抵御侵略的决心,无愧民族英雄之称![详细]
网易艺术综合 2019-09-30

十一假期演出展览,皆是“难得一见”

十一黄金周将至,今年国庆假期的演出和展览形式多元,且有不少都是喜好文艺活动的观众不可错过的“首次”“第一次”系列,如展览方面,“英国艺术教父”大卫·霍克尼与“美国当代艺术鬼才”马修·巴尼都带来了个展,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也都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策划了重磅展览。演出方面,摘得文华奖的舞剧《天路》重返舞台,打造两年的原创剧目《抉择》用真诚致敬为共和国牺牲的先烈。[详细]
中国新闻网 2019-09-30

《彩色新中国》:首次公开一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彩色影像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10月1日晚,东方卫视、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实频道、央视纪录频道将在黄金时段播出纪录片《彩色新中国》。[详细]
澎湃新闻 2019-09-29

埃米尔∙诺尔德: 一个德意志传奇

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 1867-1956)无疑是德国现代艺术界的传奇。刚刚落幕的「埃米尔∙诺尔德 – 一个德意志传奇」大展,创下了柏林汉堡火车站当代艺术馆的展览记录,累计有近200万参观者观展,欣赏上百幅埃米尔∙诺尔德自1930年代后从未公开展览的绘画作品。展出作品中很大一部分创作于1930年代和1940年代,其中很多都是诺尔德私下创作从未公开的,我们从中可以窥视出艺术家极其复杂且剧烈的内心矛盾。对于历史的当事人,也许只有保持一定的时间距离后,才能更好地看清楚。[详细]
艺术中国 2019-09-29

《老友记》开播25周年,怎么纪念都不够

1994年9月22日,一部以六个彼此都是好友、成天厮混在一起的年轻人为主人公的情景喜剧在NBC开播。时至今日,美剧《老友记》(Friends)已经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受观众喜爱的剧集之一——也许可以划掉“之一”。日前,为了庆祝它开播25周年,制作单位和出品方华纳兄弟电视集团准备了不少纪念活动,令剧迷们得以重温十季236集中的经典桥段。 [详细]
澎湃新闻 2019-09-25

83岁油画家陈钧德辞世,他的艺术接续了一种传统

“他的画总让人眼前一亮,是在接续上世纪30年代断了的油画传统,并与中国文人画相结合,而且色彩那么少见地自由,放开,没有后来强加的现实主义风格。”知名美术理论家邵大箴此前在陈钧德画展上曾如是说。[详细]
澎湃新闻 2019-09-25

为什么我们喜欢谈论“文化背景”差异?

在《美国工厂》里,中美文化和制度差异是最被大家关注的话题。在多语境之下,我们都习惯用文化背景去理解经济差异。但文化背景是什么?一地一国的文化背景并非单一的,那么当我们谈论的时候,谈论的是哪一种?为什么我们会喜欢谈论“文化背景”?[详细]
新京报 2019-09-19

周杰伦新歌12小时卖千万,背后商业布局和版权生意

周杰伦的现象级事件不可复制,只能存在于周杰伦、五月天、陈奕迅、王菲等全民音乐人身上。 新歌此时刷屏,原因有四,包括“微博打榜、碾压蔡徐坤”等事件的调动,以及3元钱的情怀成本足够低。 周杰伦之所以在这张专辑上如此配合宣传,与此前演唱会票价下滑,《不爱我就拉倒》歌曲的“江郎才尽”争议相关。 出道近20年的周杰伦,商业矩阵遍布音乐、IP衍生、电竞、餐饮等多个领域。[详细]
新京报 2019-09-19

冰墩墩和雪容融 北京冬奥吉祥物来了

9月17日晚间,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正式揭晓。发布仪式上,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据悉,在吉祥物发布后,相关特许商品的开发也将紧锣密鼓地开展。10月5日和11月2日两个“特许上新日”,若干含有新创意、使用新材料、形象特别有趣的吉祥物特许商品将陆续推出。北京商报记者从北京冬奥组委了解到,“冰墩墩”的冰壳、“雪容融”的发光,都给特许商品提供了无限可能,相关特许商品将“有创新、有温度”。[详细]
北京商报 2019-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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